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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非经贸特色

非洲繁荣的文化基础

      随着中国与非洲经贸往来的扩大和深化，知识界与舆论界对非洲的兴趣日益增强，对非洲的了解也逐渐增加。最近21世纪经济报道首席记者赵忆宁陆续刊出非洲报道，便是一例。
 
      更为深入地了解非洲，不仅是中国发展与非洲的经贸关系与国际合作的需要，也有利于思想视野的拓展与知识结构的更新。知识更新不只是欧美知识界的专利，非洲和拉美等区域的知识思想领域已有丰硕的成果，只是我们还缺乏了解。
 
      近期翻译出版的《界而治之》（田立年，人民出版社，2016年）的作者乌干达思想家马哈茂德·马姆达尼，便是在理论上卓有贡献的世界级思想家。《界而治之》对非洲独立自主面临的文化政治难题有着独到分析，是了解非洲乃至亚洲的必读书。
 
      美国政治思想家亨廷顿在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》中曾指出，中东地区“没有凝聚力的意识”，“部落”和信仰一直是忠诚与义务的中心，民族国家则一直不太重要。由于“部落”众多而各不相同，国家整合相当困难。亨廷顿以“部落”为中心描述中东，是西方知识界的“常识”，但这并非确凿无疑的“历史”、“事实”或定论。按照马姆达尼的分析，这一流行知识，其实是十九世纪中期欧洲国家面临殖民统治危机之后形成的“新知识”，并推动了殖民地治理术的转型。英国著名法学家梅因爵士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家。
 
      马姆达尼指出，从1857年印度起义到1865年牙买加莫兰特湾叛乱，英帝国的殖民统治面临严重危机。在当时担任印度总督内阁法律顾问的梅因看来，这事实上是英国试图同化被殖民地精英阶层的“直接统治”战略的危机；英国应该改弦易辙，不再寻求将英国文明移植到被殖民地区，更好的方法是寻找“分而治之”的途径。
 
      梅因等人提供的思路是，将被殖民地民众区分为原住民与移住民，并通过一系列法律与人口调查，将原住民界定为“静止的”、“传统的”社会的居民，而移住民则是外来的、不断变动的社会的居民。原住民与移住民处于矛盾和对立的二元关系结构中，直到今天仍可在亚非区域看到所谓原住民与移住民之间的冲突结构，例如马来西亚、印尼，这种冲突的知识结构便是殖民时代顽固的“遗留物”。马姆达尼将这种“分而治之”的策略更具体地称为“界而治之”。
 
     “界而治之”策略还有更进一步的区分，将“静止的”原住民社会区分为习俗完全不一致的不同“部落”，殖民者为每个“部落”拟定不同的“习俗法”。与此相应，殖民地的代理统治者，从受过教育阶层，变成了传统的“族长”。殖民者通过这种方法给原住民“洗脑”，让人们不自觉地认为，自古以来每个“部落”便天生不同，原住民认同的是各自的“部落”，而不是国家；非洲地区的国家只是移住民所建立的。其实这只是殖民者从直接统治转向间接统治的过程中建构的、便于“分而治之”的“新知识”。
 
      这种“分而治之”的殖民知识体系一旦确立，的确能够引导殖民地社会形成新的自我意识。在殖民地区独立解放后，这种文化意识仍然长期存在，成为这些国家独立发展的文化障碍。
 
      马姆达尼指出，现在已经到了自觉改变这种间接殖民统治时期的知识结构的时候，需要超越移住民与原住民的区分，不再以种族、部落或宗教来“差别对待”一国内的公民，而是以统一的国家为基础，公民在法律面前拥有“绝对平等”的公民权。他认为，非洲知识分子如乌斯曼等人在这个方向上已有积累，在政治上的杰出代表则是坦桑尼亚的“建国者”尼雷尔。
 
      以此书为参照，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英国著名记者萨默维尔（Keith Somerville）近年出版的《新非洲的长征路（Africa’s Long Road Since Independence, Penguin, 2015）》等著作中描述的多数非洲国家面临的挑战。书中提及，坦桑尼亚有超过120个部落，其中最大的部落只占人口的16%，尼雷尔及其政党通过农村改革等政治过程，成功地强调了国家认同，而不是部落认同。他指出，在新千年，非洲大多数国家仍然面临确立国家认同的挑战，因为民众仍然习惯于认同自己的部落。萨默维尔并未注意到马姆达尼的讨论，对诸多非洲国家如何应对这一难题也缺乏建设性讨论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马姆达尼对非洲走向繁荣的文化基础的思考是重要而独特的。
 
（直接来源：新浪网）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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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次数：  更新时间：2017-04-05 10:58:43  【打印此页】  【关闭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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